感谢总理新闻秘书陈怀亮先生对拙文所作的回应,可是标题:《新一
代新加坡人不是无知》,似乎陈秘书误会我的原意,我并没指新加坡
人无知,标题有误导。虽然新一代国人对国事课题冷漠消极,NKF
事件反映这个事实。
以上事件真相揭露算峰回路转,不是由旧审计师查到账目弊端,也不
是反贪局查到滥权腐败,而是媒体报道金水喉成为被告,当事人杜莱
由原告变成被告,进入司法程序调查曝光,社会是被动而非主动知道
真相,这难道不是反映“后知后觉”?
陈秘书的回应,认为我指新加坡言论自由有待开放有误,否则“文章
怎能在报上刊登”。事实上我国言论是比以前开放多了,至于自由程
度不是由我说了算,也不应该由谁来说了算,国际评审机构自有他们
一套独立专业标准。我们不能只接受人家正面评语,如政府有效率,
而不接受负面评语,如新闻自由不足。
还有回应认为我的“绝对权力对我们政治和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
强调是“严重的指责”。这顶帽子扣得太大,而且与原文不符,在下
从未质疑政治清廉的可贵,但更关心现有的监管是否足够。美国发生
企业丑闻不就是权力与形成利益集团一丘之貉效应,局外人往往落得
个后知后觉下场,一切来自体制内的监督似乎不足以保障广大民众利
益。美国企业如此,NKF也是如此。
我支持藏富于国策略,也支持政联公司的操作,只是作为“小股东”
要求提高“年报表”透明度,仅此而已。
“新闻自由不是万灵药”,笔者甚至写过自由民主不是万灵药,问题
不在于哪个才是万灵药,就好比“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这
种绝对化说词当然有欠公正,可是力求生态平衡原本就是中庸之道。
政府说支持公开透明制度同时质疑新闻自由不能确保好政府,问题是
谁来为人民把关,避免好政府变坏?
让我作个假设:假如一开始就有更加严格监管,杜莱和他的团队今天
还在继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继续交出亮丽成绩单,岂不皆大
欢喜?
陈秘书认为“公开和透明的体制固然重要,但我们更需要正直、坚守
廉洁体制,能干和有献身精神的领袖。NKF过去缺少这样的领袖,
结果出了问题……”。如果当初不是杜莱提出告诉,今天我们有机会
知道真相吗?今天我们依然认为NKF有能者把关,继续交出亮丽成
绩单。我这个说法没有含沙射影之意,纯粹就事论事。
想起刚逝世的第一代政治人物拉惹勒南先生,新加坡不就是幸好有这
批优秀的政治家,建立清廉政治用人唯贤,将岛国化腐朽为神奇?然
而第一代政治人物也有害群之马出状况,不就是我们铁面无私的制度
下无所遁形吗?
我国迈入第三代领导层,治国团队日益庞大,用人唯贤门槛可能太高
而无法吸引足够人选。用人唯才才是务实做法,在这功利主义时代
里,请问我们能确保只有一个“杜莱”吗?
我们或许认为高薪养廉已经奏效,可是NKF事件又偏偏证明了高薪
未必养廉。
“人民行动党拥有优秀团队……”,行动党政府一再连任已经说明这
一点,新加坡选民是理智务实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监管系统,必须尽
早将害群之马绳之以法,NKF事件又恰恰反映了松懈怠慢的一面。
全世界权力最大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为打伊要中情局篡改大杀伤武器
报告。这个事实是由媒体揭发出来。西方媒体扮演第四权角色是成功
的。
纵观我国现有的操作方式,政党政治互相监督短期内难实现,而且政
党监督太多吹毛求疵,社会成本高昂。媒体作为第四权的监督角色益
形重要。然而体制外的监督有一定的风险,Benefit of ignorant应
该将无知利益归体制外监督者,如果一而再采用大棒子做法,全岛再
次回到“不关我事”的闭口文化,这和政府建立公民社会目标背道而
驰。
《海峡时报》只揭露金水喉的事实,其他真相都是进入调查程序才掀
开面纱。所以若要质问局外人有什么证据,体制外通常都是捕风捉影
的猜测。
满清后期的腐败造成中国饱受屈辱近200年。清朝统治中国300年,在
神州大历史里依然是小朝代。我国40年的丰功伟业,相比之下有如昙
花一现。然而,我们可不能让建设基业昙花一现,正所谓“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
病从浅中医,否则就是病入膏肓才恍然警觉。新加坡还在健康成长
中,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视为理所当然,未雨绸缪防范未然,集思广
益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方为上策。
政府一再告诉我们好政府的定义,可是却没有确保好政府不会变坏的
方案。状况出现随时随地任何国家在所难免。NKF事件政府可能认
为天塌不下来,也许个人太过小题大做,因为世事无绝对,也无绝对
完美,也许永远找不到完美方案。
以上是“匹夫有责”的回响。